瑞丽，中缅边境线上一座美丽的城市，由于靠近世界著名毒源地“金三角”，成为中国受毒品危害最严重的城市。当地的吸毒人员，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农民，原本有着自己平凡而安详的生活，但在被毒品吞噬后，他们的生活被改变，人生的轨迹彻底偏转。。。。
早在1995年，我到云南瑞丽时认识了两个吸毒的姐妹，姐妹俩那消瘦的脸庞、渴望的眼神，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。时隔7年，她们是否还活着？2002年4月我第二次来到瑞丽姐岗路。
姐岗路街道原来只有七八米宽，现在已是20多米宽的繁华大街。可一到晚上，这条街的一些丑恶现象纷至沓来。天刚暗下来，卖淫女上街强行拉客，贩毒人员在大街上叫卖，吸毒者在阴暗的街头注射海洛因。
瑞丽有一些“难民营”，所谓的“难民营”是指贫困者租住的价格低廉、房子潮湿、低矮简陋、卫生条件极差的一些招待所、旅馆或城市边缘的空房子。“难民营”居住人口众多、复杂，一间房子每月租金只收100元。在这里居住的人大都是来自广东、福建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等地的吸毒、贩毒、卖淫、偷盗等闲散人员，甚至还有一些在逃犯。
我去拜访的招待所就是一所典型的“难民营”，里面有30多间平房，房子低矮狭小，多的时候住着100多号人。刚进入招待所，就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，在里面看到二三个一堆，五六个一群的男男女女在吸白粉、注射海洛因，还有一些在吸冰毒。
我边走边看，突然一个大汉挡住了我的路：“干什么的？”“我是来找人的。”我拿出几张准备好的照片给大汉看，“认识她吗？”大汉瞧了瞧我，带我到号称老大的陈哥的房间——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，里面围着五六个人在吸毒，屋子里乌烟瘴气。
正在吸毒的陈哥是一个40多岁的黑瘦男人，对我打量一番，看了看照片上的两个女孩，递给旁边的吸毒者。一位大姐说，“以前我和她们住在一起，可她们早死了。”正说着，一位匆匆赶来的年轻妇女拿着钱向陈哥要一小瓶4号海洛因。她看陈哥还在吸毒，有点焦急地催促陈哥说：“我母亲抱着孩子在商店等，我是偷着跑来的。”妇女刚走又来了一个青年，拿来一个旧相机要换毒品，见陈哥看了看相机说不要，他便肯求说：“给一点吧，我难受，吸两口也行。”
我在这间屋子一呆就是几个小时，来来往往买毒品的人不断。整个房间烟雾缭绕，我的肺也被迫吸进了不少毒烟，实在受不了了，我便向陈哥告辞。陈哥在这难民营里号称老大，大家都听他的。他说，他七八年前从广东到瑞丽做生意，当时赚了不少钱，后来吸上了毒，把钱都吸光了，现在一边贩卖海洛因一边吸毒。这里生意很好，每天能卖10多小瓶（每瓶1克左右），一瓶的进价40多元，卖出去60～110元。 随后，我认识了一位在这里住了两年的姓张的广西人，我俩聊了起来。
“为什么不去住好一点的房子？”我问他。
“我没有钱，这100元房租都是几个人凑的。这里吸毒方便、安全，住这里的基本都吸毒。”
“听说这里经常死人？” “在这里，吸毒死人很正常，但不往外说。发现有人死了，老板马上找人把死人拉到垃圾场。不能报案，报了案公安要来查，老板要罚款，我们也会被赶走。”
“你为什么不回老家，还呆在这里？”
“我回不去了，没有钱，吸毒要很多钱，这里的毒品最便宜。”
“你现在做什么工作？” “别的做不了，只能偷东西，卖了供我吸毒。这里小偷竞争也很激烈，经常会碰到别人偷过了，我还去偷。偷的人太多，小偷也难做了。”
这所“难民营”里的人形形色色，有三口之家，有半路夫妻，有靠女朋友卖淫供男人吸毒的，有病在床上靠别人给点毒品苟延残喘的。到了晚上特别热闹，嫖客、吸毒客、偷盗者都蠢蠢欲动，一到白天就安静多了。
在这所“难民营”里时间一长，见他们对我产生了怀疑，我就悄悄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
在瑞丽的另一所“难民营”里，我经常能看到一个瘦小的男孩。他很少说话，一天到晚就是吸毒，脸色蜡黄，目光呆滞，走路摇摇晃晃。他便是阿弟，只有13岁。他白天是“四号客”（吸毒者），晚上是飞盗，所盗的钱物都交给老大，由老大供他吸毒、吃住。
阿弟7岁时父母离婚，便跟了爷爷奶奶，10岁时从偏远山区流落到瑞丽，饿了到饭店讨点剩饭，困了就睡在屋檐下。老大看他是棵“好苗子”，有利可图，就收了他。他每天跟老大学偷盗、贩毒，很快也吸上了毒品。
阿弟每天晚上总要偷点东西回来。我问他：“你在偷窃时有没有被逮住过？”“做贼怎么不会被逮呢？”他露出大腿让我看：那伤痕累累的疤痕都是被别人打的。“老大对你好吗？他会不会打你？”阿弟的眼睛满是泪水：“去年，我想回家看爷爷奶奶，存了一点私房钱。老大发现了，说我放私房钱想逃跑，拿着炒菜的铁锅往我背上狠狠地砸，还一脚把我踢到门口。我被打得起不了床，差点没命。”
说着说着，阿弟毒瘾又发作了，看他难受的样子实在令人痛心。他说他想回家，想看看爷爷奶奶，想见他的亲生父母∙∙∙∙∙
为了挽救阿弟，我多次劝说他到戒毒所戒毒，可他一直不肯同意。他说：“我现在毒瘾很大，一天要吸食毒品十几个小时，一会儿不吸就受不了。我想先慢慢少吸一点，半年后我自己一定能戒掉。”但我知道阿弟说的只是美好的愿望，像他对毒品依赖如此严重，要想戒掉毒瘾，可能性微乎其微。 阿弟流落的瑞丽，是中国西南边疆的门户，改革开放后日益繁荣昌盛。这里大批的流动人口来自广东、广西、缅甸等地，很多人在瑞丽开设旅馆饭店，做珠宝、服装生意，他们中也有人堕入毒窟，成为沦落他乡的吸毒者。随着外来人口不断增加，社会治安日益严峻。一些不法之徒利用瑞丽特殊的地理环境，从金三角偷运毒品过境，使瑞丽成为中国毒品危害最严重的地区。
上午9点，杨军背着大塑料袋开始去捡破烂。他忍着脚痛，一瘸一拐地走着。看到垃圾桶，每个捡破烂的都会去翻个遍，捡的人多了，有价值的垃圾也少了，杨军捡到的都是些小纸盒、小塑料袋。他走到一个居民小区门口，很想进去，保安厉声呵斥了一声，他马上走开——怕被保安打。 杨军30岁，云南宝山人。他白天背着大塑料袋捡垃圾，到了晚上就睡在城郊坟堆草地里。和他睡在一起的还有十几个来自贵州、四川、广西的人。他们和杨军一样，在这里打工时吸上毒品，回不了家，靠捡破烂为生，每天捡到的东西能卖5～15元钱，全部都用于买毒品。他们利用毒品来麻醉自己，身体一天天虚弱，很多吸毒者感染了艾滋病，身上、手脚都长满疱疹，杨军的脚底已烂了一个洞。
到下午1点，我跟着杨军走了4个小时，瑞丽的大半个城市都走遍了。饿了，杨军在垃圾桶里捡别人吃剩的盒饭；渴了，喝点自来水。一路上，碰到像杨军一样捡破烂的有六七十人，瑞丽的每条街、每条巷、每个垃圾桶，不知被多少吸毒者找过多少遍。
杨军已疲惫不堪，急急走进废品收购站，把刚捡的破烂卖了4.1元钱，又马上用这些钱买了毒品。废品收购站专门有一间屋子供捡破烂的吸毒者吸毒。吸完毒后杨军的精神好多了，我和他聊了起来。
“你们捡不到东西的时候会怎么办？”
“有的去搞（偷）有的不搞。有的就是捡，像路边放的东西他们顺手就拿走了。”
“你也会去偷吗？”
“有时候也会搞，捡不到东西没有办法。”
瑞丽市公安局每年都有几次声势浩大的扫毒活动，流浪在街头以捡破烂为生的吸毒者首当其冲。这些吸毒者大部分都是外地人，在瑞丽做生意、打工时染上毒瘾。
警察每次抓到吸毒者，都要按他们的籍贯进行分类：一类是瑞丽人，送到强行戒毒所戒毒，经过半年到一年的戒毒，走出戒毒所后他们有99%又会复吸；一类是外省市的吸毒者，他们被遣送出瑞丽管辖范围，但很快又会返回瑞丽；一类是外国籍如缅甸、“印巴”人，以前都将他们遣送回缅甸，送的次数多了，缅甸警方也不再接收这些吸毒者。警察对这些吸毒者只能进行教育后就地释放。
“把你们送出去为什么还要回来？”
“这里毒品多、价格低啊！”
“你们宝山吸毒的人多吗？”
“不多，我们村没有几个，他们和我一样都跑到外面吸。我们那边抓得很紧，毒品很贵，买不起。”
2005年6月8日的早晨，目脑路上的一家旅馆，在半地下室的106房间里，不到8平方米的房间被一张大床、一张桌子占据了大部分。床上睡了一家三口，地上躺着一对夫妻正在注射吸毒。
吸毒者蒋山是重庆人。1996年底，他和老婆廖桂英到瑞丽来做生意，开饭馆挣的几万块钱都被他赌“百家乐”输光了。到1998年底，夫妻俩已身无分文。眼看才一年时间，就把家底输得精光，蒋山心情郁闷，和老婆吸上了4号海洛因。他们的毒瘾越来越大，堕落到深渊无法自拔，现在靠妻子每天晚上去上班（他们称卖淫为上班）来养活。
睡在床上的一家三口是贵州盘县人。男人叫郭洪浦，今年31岁，3年前带着老婆杜吉会和孩子来到瑞丽。杜吉会恨丈夫，丈夫在外打工时染上毒瘾，还骗她吸这东西能减肥，慢慢地她也上瘾了。他们知道瑞丽的毒品价格低，就来瑞丽打工，但在瑞丽找工作不容易，来了一个月还没找到工作，带来的钱也吸光了，身边还有一个儿子。杜吉会只好出卖自己的身体。一晃3年，丈夫从没有干过活赚过钱，靠她每天去接客养这个家。她每天接客2～4人，每次交易能赚30元左右，只够每天的房租和毒资。杜吉会得了一身病，比刚来时人也消瘦了很多。 “每次交易时都使用避孕套吗？”我问杜吉会。 “一般不用，有时客人提出要用才用。” “你不怕染艾滋病吗？” “怕……” “那为什么不用呢？” “大多数打工的找我都不让用，我年纪大了无所谓，年纪轻的女孩都用，但如果客人提出不用，她们也得干，为了赚钱啊！” 杜吉会吸完毒后，拿着双氧水准备给儿子脸上的痘痘抹，孩子的阴茎龟头也有脓肿。他全身赤裸着躺在脏兮兮的床上，这床就是母亲交易的地方。杜吉会说，“没有钱，有钱想去医院看病。”
6月10日上午，我拿钱带杜吉会一家到医院看病。在医院等了两个小时，化验医生拿着化验单告诉我，他们一家三口全部是HIV阳性。按规定，HIV的化验结果不能告诉病人，在化验单上也不能写，只能让我和主任医生知道。医院把这三个人的血液送到市疾病控制中心进行确诊。 化验结果出来后，我的第一反应是可怕，杜吉会每天不断地卖淫，这种网状的传播令人不寒而栗。 早在1989年，只有11万人口的瑞丽就发现了全国首例艾滋病毒感染者，当年该市共检测出146例。截至2004年底，瑞丽累计检测出2519例艾滋病毒感染者，吸毒在册人员4000多人，注射吸毒者中有79%是艾滋病毒感染者。
三中队岳教导员带领十几名干警，直奔城郊的某小区。当我们赶到时，便衣警察早已包围了一幢出租屋。干警们在屋内抓获吸毒、贩毒人员20多人，查获大量毒品。岳教导员说：“这个窝点我们已抓过两次了，这些吸毒、贩毒人员都是缅甸人或‘印巴’人，没有任何身份证明。我们把他们遣送回缅甸，前几年缅甸警方还收下他们，送的次数多了，他们也不肯收了。对这些人关也不是，放也不是，在瑞丽对社会危害很大。”
这时岳教导员的手机响了，便衣警察向岳教导员报告，在一处“难民营”的出租房屋内有8人在吸毒。有了确切的情报，岳教导员马上指挥干警前往抓捕。当我们驱车赶到“难民营”时，沉浸在飘飘欲仙中的三个瘾君子当场被抓获。另一间房门紧闭，干警们多次喊话，他们死活不开门。岳教导员说：“里面还有5人在吸毒。”最后干警们破门而入，把里面的5个吸毒人员全部擒获。 禁毒大队每次去抓吸毒、贩毒分子，都有确切的情报，才能人赃并获。连续5天的大扫毒，共摧毁了十几处“难民营”的吸毒、贩毒窝点，抓获吸毒、贩毒人员200多人。吸毒者经体检没有传染病的都送往强行戒毒所戒毒。
瑞丽市强行戒毒所成立于1989年10月，现已发展到两个市级强行戒毒所，5个乡镇集中戒毒所，每天戒毒者近600名。经过10多年的硬件和软件设施完善，戒毒所已逐步向康复农场转变。每天，戒毒人员都会被安排进行身体锻炼、学习、劳动。每个戒毒所都有几十亩农田，让戒毒人员耕种甘庶、蔬菜，通过劳动改善戒毒人员的心情和生活。经过3个月或6个月，最长不超过一年的戒毒，吸毒者完全可以戒掉毒瘾。
41岁的刘春已多次戒毒，他告诉我，“我们在这里戒毒，毒瘾虽然都戒了，但外面的环境不好，心瘾一来，情不自尽地去吸几口，几个月的戒毒等于白戒。我不想走出戒毒所，但戒毒所有规定不得超过一年。再过一个月我就要第五次走出戒毒所了，我一直担心，出去以后还是会抵抗不住诱惑。”
中国吸毒人数的上升和下降是阶梯性的：第一阶段，从1991年的14.8万人上升到1995年的52万人，呈现两次几何级跨越式增长态势；第二阶段，从1995年的52万人到1998年的58万人，增长幅度相对平缓；第三阶段，1998年至2003年总体上又进入第二个急剧增长期。其中，1998年到2000年，两年内增长了48.2% 。但是从2000年至2003年，出现间歇性增长模式，慢一年，快一年，又慢一年。第四阶段，从2004年开始，吸毒人数出现下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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